你和乌利年纪很小的时候,你母亲活在死亡的恐惧中,生怕单独留下你们两人。把你们单独留给我,我讲到重点。她过马路之前经常左顾右盼三、四次,每次平安返家,她等于赢得一场与死神的小型战役。她把你和你哥哥抱进怀里,但你始终黏她黏得比较久,你把流着鼻水的小鼻子埋在她的颈际,好像感觉到某种危机。有次她半夜把我叫醒,那时苏伊士战争刚结束,我曾参战,正如我在一九四八年一样上了战场,只要拿得动枪、丢得了手榴弹的人都会上战场。

我希望我们离开这里,她说。妳在说什幺?我问。我不要把他们送上战场,她说。伊芙,我说,现在很晚了。不,她坐起来说,我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妳为什幺担心?他们还是小宝宝,我说,等到他们够大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,睡吧。现在别想这事,我跟你母亲说,然后翻身睡觉。我已经想过了,她说,我们搬去伦敦。我们怎幺生活?我边问、边翻过身来抓住她的手腕。一时之间,她默不作声,重重吸气。你想得出办法,她轻声说。

但是我们没有搬家。我没有想出办法。我五岁的时候来到以色列,在这里几乎已经过了一辈子。我不会离开。我的儿子们会在以色列的阳光下长大,享用以色列的水果,在以色列的树下玩耍,指缝里夹带着他们祖先的土壤,若有必要就上战场。你母亲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切。

十月的那个星期六,听到空袭警报时,你母亲和我在家里。我们打开收音机,但那时是赎罪日,所以收音机一片死寂。收音机在房里角落劈劈啪啪响了半小时,最后宣布警报真有其事;如果再听到一次,我们应该下去防空洞。接着收音机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—用意何在?为了纾缓我们心情吗?到了某个时候,收音机广播说我们遭到攻击。那种惊恐非常骇人,因为我们已经说服自己不必再打仗。然后又是贝多芬的音乐,其间插播动员后备军人的密码信息。

乌利从台拉维夫打电话来,声音大到好像在跟快要耳聋的人说话;即使隔着半个房间,我也听得见他在跟你母亲说些什幺。他跟她开玩笑;这下说不定得为一些埃及人表演魔术啰。乌利就是那样。后来军队打电话来找你。我们以为你跟你的连队在黑门山,但是他们说你週末请了假。我记下你必须在几小时之内报到的地点。

我们打电话给每一个人,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,连你在大学的女朋友都不晓得。你母亲把自己逼得发狂。别妄下结论,我告诉她。我好些年来都晓得你半夜出去漫游,我熟悉你用什幺方法逃避我们其他人,我知道你找得到法子,稍微驻足在一个不受众人汙染的世界。我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情,你母亲却一无所悉,我想了有点开心。

然后我们听到钥匙插进门孔的声音,你冲了进来,神情激奋。我们没有问你刚才去了哪里,你也没有告诉我们。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,你变得壮硕,身材威风凛凛,令我感到讶异。你晒黑了,看起来多了一股强健之气,但也可能是某种我从未在你身上见过的活力。我看着你,想到自己失去的青春,心中一阵刺痛。你母亲紧张得不得了,忙着在厨房理準备食物。快吃,她催促你,你下次不晓得什幺时候才能吃东西。但你不想吃。你一直走向窗边,抬头搜寻飞机的踪影。

我开车送你到集合地点。我们一开车上路,你就把头转开,望着窗外,表明了你不想说话。好吧,我们就别说,我心里暗想,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。那个曾经不晓得把手脚摆在哪里的小男孩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、坐在我旁边、带着墨镜、袖子拉高露出古铜色前臂的是个男人、是个军人。道夫,我的小男孩已经长大变成一个军人,而我正送他上战场。

那几个礼拜,你母亲几乎没睡。她不讲电话,这样才不会占线。但最让我们害怕的是电铃。他们来到对街的毕列斯基家中,通报伊萨克在戈兰高地遭到杀害,那个小时候跟你和乌利一起玩耍的小伊萨克被烧死在坦克车里。在那之后,毕列斯基一家消失在门后,家里附近野草丛生,窗帘拉下。有些深夜时分,屋里透出一丝灯光,你可以听到有人在里面弹钢琴,pling、plong、pling、plong 不停重複。

有一天,当我把一份误递到我们家的邮件送过去时,我看到门框上原本挂着安家符之处,只剩下一个白印子。我们家也可能如此。发生在他们儿子身上的事情,同样可能发生在我们儿子身上。为什幺反覆弹着两个音符的是毕列斯基,而不是我? 每一天都有某户人家的儿子为国捐躯,家里附近就有另一个男孩子被子弹炸死。

有天晚上我们上床睡觉,关了电灯。如果我失去其中一个,你母亲声音颤抖,悄悄对我说,我会撑不下去。我大可跟她说,妳撑得下去,我也可以说,我们不会失去他们。我们不会失去他们,我边说、边紧紧握住她细瘦的手腕。她没说,我不会原谅你,但她不说我也明白。乌利驻防在俯瞰约旦河谷的山上,他设法打了一次电话回家,因此,我们知道他没事。

我们每天等着电铃响起,但是它没响,只要每天天亮时电铃没响,你就又活过一个晚上。那段日子里,你母亲和我之间有很多话没讲出口,恐惧把我们逼近沉默的碉堡,愈逼愈深。我知道如果你或乌利出了什幺事,她不会允许我跟她一样伤心受罪。对此,我无法谅解她。

那天晚上,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两星期,将近十一点的时候,电话响了。这就是啰,我心想,一颗心深深沉到谷底。你母亲先前在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睡着,这时她站在门边,两眼模糊,头髮因静电竖起。我好像在一团水泥间移动,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电话。我的眼睛和肺部灼灼发烫。对方暂不作声,时间久到我足以想像最糟的状况。然后传来你的声音。是我,你说。如此而已。是我。但从那两个音节里,我听得出来你的声音稍有不同,好像你心中小小的、但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毁了,就像灯泡的钨丝坏了。然而在那一刻,这些都不重要。我没事,你说。我说不出话。我想你绝对没有听见我哭了。你母亲开始尖叫。是他,我说,道夫。我抑制泪水。她冲向我,我们都把耳朵贴在话筒上。我们头贴着头,一起听着

你的声音。我想一直听你说下去。说什幺都可以,就像以前你早上大声叫唤我们之前,我们听着你在摇篮里说个不停。

但你不想多说。你告诉我们,你在瑞荷渥特附近的医院里,你的坦克车被击中,你的胸前被榴弹所伤。不算太糟,你说。你问起乌利。我现在不能多说,你说。我们会过去接你,你母亲说。不用了,你说。我们当然会过去,她说。我说不用,你马上回嘴,几乎是愤然。然后口气又变缓:他们明天或是后天会送我回去。

那天晚上,你母亲和我相拥躺在床上。我们暂且鬆了一口气,紧紧依附彼此,原谅彼此的一切。

当你终于返家时,你既不是那个先前在我的注目中、消失在人群中的军人,也不是那个我认得的男孩。你是个空壳,军人和男孩都已不在其中。你静静坐在客厅角落的一张椅子上,碰也不碰旁边小桌子上的茶。我走过去碰碰你,你退缩避开。你不想被碰到伤口,我也感觉到你受不了这种接触。给他时间,你母亲一边在厨房里小声说、一边準备药丸、茶和棉花棒。

假以时日,你逐渐透露—当然不是对我透露,而是对你母亲——坦克车里的其他两个军人都死了。砲手年仅二十,指挥官只比他大几岁。砲手当场死亡,但指挥官断了一只腿,自己跳出坦克车。你跟着他爬出去,通讯系统失灵,烟雾瀰漫,状况不明。在这种情况下,驾驶员说不定不晓得其他人已经逃出去,启动引擎倒车,越过沙地离开。说不定他吓慌了,谁晓得呢;你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你和受伤的指挥官被留置在沙丘里。你试着把受伤的男人扛在背上,但在沙地上根本不可能往前走。指挥官受到极度震惊,苦苦哀求你不要抛下他。你若留在那里,两人都是死路一条。你若离开求救,他说不定会死。你被教导绝对不要把另一个受伤的军人留在战场上,军方已经这条铁律烙印在你心中。

你肯定跟你的自我搏斗,只不过你的心中已经没有自我。当他了解你要离开时,他是多幺惊愕;他费了多大功夫脱下手錶递给你:这是我爸爸的手錶。你心中已经没有自我,因此,你像个殭尸一样抛弃指挥官。你轻轻将他放在沙地上,除了无穷无尽的沙漠之外,他的身影成了你眼中最后一个影像。然后你迈步离开。你走了又走,走在沙漠中,走在酷热下,远处依稀传来爆炸声,飞弹从头顶飞过。你愈来愈晕眩,渐渐失去知觉,只愿自己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最后有如奇蹟似地,救援小组终于出现,你跟死者和奄奄一息的人们一起被抬了起来,卡车上都

是伤者和垂死之人。他们当时无法过去救他,跟你说以后才能过去。要嘛他们折返、没找到他;要嘛他们始终没有过去。他从此再无音信,被列入失蹤名单。即使战争结束后,他们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

手錶在你桌上摆了多日。当你终于拿到那家人在海法的地址时,你借了车子,自己开车过去。我不晓得那边发生了什幺事,那天晚上回家时,你走进你房间,关上房门,一句话都没说。

摘自《大宅》

空袭警报不停,我亲爱的儿子,你在哪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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